互换与转让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将土地经营权定性为债权性权利，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流转过程中通过债权协议创设此项权利，既可解决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者不愿经营(如离乡入城)或不能经营(如年老体弱)之有地无人的困境，也可满足现代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需要，化解有人无地的难题。[46]同前注[7]，陈小君文。

[5]参见蔡立东、姜楠：《农地三权分置的法实现》，《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就解释论而言，依据《物权法》第124条第2款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条第1款，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派生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三)土地经营权纳入债权范畴的正当性 首先，将土地经营权纳入债权范畴的定性契合《农村土地承包法》的修法选择。这种农地三权分置权利结构符合一物一权原则。[8]同上注，温世扬、吴昊文。

这意味着转包并未改变土地承包经营权之用益物权属性，对该宗农地的最终处分权(如转让权、受转包方的再流转权)仍保留在原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手中，接受转包方无法通过转包合同继受取得用益物权，其所取得的土地经营权应定性为一种债权，通过转包合同分享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部分权能。此时，若不涉及第三人，将土地经营权定性为债权与将其定性为物权具有同等效力。前者要因AI而抹平出身、学历和技能的差异，一起堕于失业。

这就印证了罗莎·卢森堡引述的那句革命箴言：资产阶级社会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要么过渡进入社会主义，要么倒退回野蛮社会我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是： 1. 从科技发展历史上看，从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到思想解放，到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的科技革命，或者第四次的工业革命，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政府这个时候在哪里？政府基本的立场是应该禁止膨胀的技术，还是鼓励和支持科技技术？我个人的判断是，当科技技术具有风险，还没有成为一个完全成熟技术的时候，政府是拥有公权力的，对于某一个技术应该保持适度的保守立场或者中立的立场比较好。医学为什么存在？神学为什么存在？人类灵魂的安宁、身体的健康、社会疾病的治理靠人。如果让机器人有杀害、侵害人类的决策权，让它自主决策，那么人类的生存将面临巨大的风险。

在两人遭遇不幸后，双方的父母经过两年的打官司讨要胚胎。如果没有这些保护，那么人就不能成为宪法的主体，就无法行使宪法上的基本权利，这是一个国家保护义务。

2. 一些私人企业投资进行的科研项目，比如说转基因的技术，美国的孟山都实力雄厚，它也可以拿出钱，支持技术开发。其中法学是把神学、医学价值融合在一起的综合性学科，没有法治的保障，人类的灵魂是不得安宁的。有些企业为了经济的利益，希望能够把转基因的油推销给中小学，中国有很多中小学中午都在学校里吃饭。能不能简单地把转基因的选择权都转给个体？公民的生命健康权，这种实体性的权利与食品权、参与权、知情权有着密切的关系。

假如二十年、三十年后，出现健康的损害时，由谁承担责任？网络信息公司、科技产业，所谓的以私人企业或者以科技为闻名的一些产业，表面上是企业，但它实际上绑架了公权力。那么，律师行业未来是不是肯定会被AI律师所代替？显然，这是不可能的。第三，这是国家未来的一个战略目标，要提升国家的竞争力，维护国家安全，我们必须要抢占人工智能这样一个领域，否则别的国家发展，会对国家安全带来威胁。这样的生活情形谁都不愿意看到。

原子弹是怎么发明的？是科学家发明的。一些公司，比如脸书，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未必充分考虑人的隐私和人的尊严的问题。

从宪法上说，不应该为了便利牺牲你的隐私。如果人类的老龄化到了社会无法承受的时候，人类的生存空间也会出现问题。

因此，在科技技术面前必须保持独特性的隐私价值，人格的自由发展要获得全面的保护。总之，科技发展历史和宪法发展历史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比如辽宁、衡阳贿选案的行贿人，如果掌握了这门技术，那么他们就不用再去行贿，完全可以通过技术去影响选举结果。所以我们要相信，科技的发展尽管很迅猛，但是机器人代替不了人类，从我们现在的认知来看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过去我们过于依赖于事后追责为核心的救济机制，包括国家赔偿。机器人能判离婚案吗？它没有结过婚。

第一，它会丰富我们国家的价值观，我们国家需要一个主流价值观。但是，医生基于专业的立场，坚持说只有分离手术才能挽救一个，要么两个都死去。

在这方面，现在科技技术带来的挑战是巨大的。在前不久爆发的脸书（Facebook）泄密事件中，多达8000万脸书用户的个人信息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被一家名为剑桥分析公司的数据分析企业用于设计软件，以预测并影响选民投票。

在法庭辩论当中，法官明确讲这个属于非法证据，因为你搜查住宅的时候，虽然你有搜查证符合法律程序，但是你搜查手机时，并没有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所以它是非法证据，不能采信。类似地，克隆人也可以造成一千个、一万个。

因为还有一些风险，包括转基因，到底能不能吃转基因，它的风险有多大，这个时候如果政府放弃了中立立场，说转基因是安全的，大家可以选择，可以吃，没问题。我问一个问题，人类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手机技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目前世界上有多少人用手机？中国的手机用户到底有多少？不知道你们是否考虑过，当你决定用手机的时候，一天生活离不开手机的时候，你会失去隐私。从启蒙时代开始，到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及正在经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宪法一方面推动科技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尽可能降低科技发展所带来的非理性和对人的尊严的侵害。所以基于这样的恐惧，国际社会基本上不认可克隆，无论是生殖性的还是治疗性的，但是中国基于科技技术发展的需要，还是坚持它，但是未来会怎么样也就不好讲了。

这位同学讲的国务院文件是《国务院关于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二零一七年七月），教育部也发布了类似的文件。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与欧洲和美国的立场不一样，把克隆变成了一个生殖性的克隆和治疗性的克隆，人是不能克隆，但是为了治病的需要，人的某些器官可以克隆，这个克隆叫治疗性克隆。

那么，法学院的使命在哪里？未来法学院到底如何回应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培养的学生未来在科技面前，有没有作用，未来律师是不是可以通过一般的AI技术、AI律师来代替？大概一个星期前，韩国第一次把AI律师投放到正式律师事务所，技术上我们看到一个统计数字，它大概是用一个小时能够解决过去大概七个人用三天时间完成的一般案件分类、案件归类的工作，其速度是非常快的。最难复制的藏獒，我们2014年在威海已经正式克隆出来了。

所以用科学来约束技术，实际上是要明确创造技术的目的与正当性是什么，为什么要创造它。所以技术永远是手段，人永远是主体，所以应该期待人类主宰技术的未来，不应该让技术主宰未来。

想请教您，您对于这个矛盾，他们之间的关系您是持怎样的立场？您认为我们在保护的时候是非此即彼地保护，还是说我们要在这两种利益之间做一个衡平？之所以提这个问题，是因为现在刑法当中也有非法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五）克隆人技术问题 在国际上，宪法学界在科技技术的相关问题面前争论比较大的，相对比较成熟的理论就是克隆人的问题，一句话来说就是，人能不能克隆？技术上是完全可以的，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其他国家，但是国际社会基本的共识是，对人的克隆是违背人的尊严的，它会改变人的尊严。提问3：您刚刚说人工智能，现在各国都是以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想要引领未来的一个社会。我们有相关制度与程序吗？（学生：没有。

只有借助宪法，凝聚宪法共识，才能够让人类继续生活在自由、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中，确保人类永远主宰未来，不会由技术来主宰人类，让人类的生活更加安定，不再恐惧，不再焦虑，不再害怕未来怎么样。（五）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否真的到来？ 这一次的革命跟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的工业革命不一样，它是完全以AI为核心的新的技术革命，它正在深刻地改变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及所有的领域理念，我们就问它会颠覆人的主体性吗，它会破坏人们对未来生活的合理、稳定的预期吗？如何防范、规制和控制可能出现的风险？科学家们正在推动AI技术，希望无机生命有一天可以代替有机生命，要改写人类的历史，假设我们认为技术上是完全可能，但是如果这一天到来，人类的有机生命的结束，无机生命将会为人类文明带来什么？这些问题应该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我们要建构一个良好、和平的国际秩序，每一个国家都通过宪法来建构和平权与发展权。对新的技术人工智能，我希望政府能做好风险评估。

如果我们说盲目地调整秩序，那就使我们以宪法基础建构的国家制度、法律秩序，包括人们的期待，都会处在不确定当中，我们要给人民的未来生活给予一个确定性。四年以前，有对小夫妻俩体外受精，在医院里面保存了胚胎。